大概在2021年年初，肖峰先生联系我，询问是否有兴趣翻译一本关于1931年长江水灾的英文著作。我是历史地理学出身，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水利史，而思考水利的视角又以生态史、环境史为切入点，因此对历史上的水问题有条件反射式的敏感与兴趣。当看到克里斯·考特尼（陈学仁）先生的这部书时，立即被其主题所吸引，很快答应尝试翻译。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来越认可作者的灾害分析模式，即作者在解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灾害成因时，没有很明显的社会成因论，也没有完全依据“科学”的自然原因解释说，认为这场灾害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一向习惯从环境史（生态史）视角看待中国历史演变与发展的我而言，这种研究是十分对胃口的，因此十分认同作者对灾害成因中的致灾机制（The Disaster Regime）的解释论证。在经过沉浸式阅读后，最终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

克里斯·考特尼是英国杜伦大学副教授，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与环境史，主要关注长江中游的武汉市及其农村腹地，目前研究重心转向关注现代中国城市的热量问题，关注冰厂、电风扇和空调等新兴技术如何改变武汉的文化和社会景观。本书于2018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获得美国历史协会授予费正清东亚史优秀著作奖。本书系统梳理了1931年长江洪水灾害的发生过程、灾害解释、灾害救济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是系统研究1931年中国南方大水灾的典范之作。

中国以农业立国，传统时期对中国农业社会根基打击最严重的两大灾害是旱灾和水灾，尤其是旱灾威力更大——传统中国的水利规模与覆盖有限，旱灾的形成主要受绝对气候干旱影响，而一旦形成，又因其缓慢性与生态资源同步损毁性，常导致不可缓解的巨灾，近代以来旱灾死亡人数远超水灾。因此，学界在对中国传统灾害历史研究中，绝大部分关注的对象是旱灾或水灾。而对旱灾的研究，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汉学家都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度，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即为清末的“丁戊奇荒”，积累了大量中外学术成果；对于大型水灾的研究，由于发生区域往往相对不如旱灾广泛，习惯上有“旱灾一大片，水灾一条线”的说法，因此关注某次具体水灾的学术研究成果明显不如旱灾的多，研究深度上也不如旱灾全面而系统。考特尼这本书关注李文海先生等人归纳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的1931年江淮大水，将考察的区域聚焦于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为我们系统了解那场大洪水提供了明确的观察对象。武汉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中国在1931年这一内外交困（内战与日本入侵）的特殊时间背景，让该研究汇聚了诸多复杂元素，增加了解析此次灾害本体的难度，但也为作者提供了丰富而立体的多元观察视角。

从学术研究路径看，中国灾害史研究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方向：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科学更多关注致灾因子，通过对史料数据的搜集、整理，探讨灾害发生驱动因子、发生规律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史学叙述为主线，关注灾害过程与灾害影响中的救灾与应对问题，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地方实践等内容。特别是对后者的研究，搭建起了中国历史时期灾荒史研究的基本框架。考特尼先生的研究却打破了这两种研究取向，别出心裁地提出了“致灾机制”这一概念，用于解释灾害发生与发展的内外因子，这种内外因子之间并不是静止的。相反，要素之间是动态变化的。

此外，中国灾害史研究近些年也一直是环境史学者长期关注的主题与方向，但环境史学者在一段时期似乎更关注环境与灾害在何种程度上有关联。简单地说，即习惯讨论人类作用于环境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研究容易陷入人类活动—破坏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害发生这样可能正确、但略显苍白的循环论证之中。考特尼先生对1931年的长江水灾的考察，既关注到了水灾发生的自然背景，及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对自然背景所作出的改造努力与影响，但却不满足于这样的逻辑叙事。他强调长江中游地区存有湿地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伴随着人类开发湿地、利用湿地，并与自然互动的历史。长江因受季风气候影响，定期有江水泛滥，会形成一定范围的洪泛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缓冲地带是人类与周边自然生态要素共同的生活家园。随着人类开发湿地的进程加快，洪水的脉冲被压制，当释放之时即形成灾难性的洪水灾害。这种灾害叙述逻辑似乎是完美的，此路径的解释也似乎可以从根本上解释了水灾发生原因，但作者并不想沿此路径一直往下走，而是特别懂得适可而止。因为，自然条件（即使是人类作用与改造后的自然）并不能完全解释灾害发生的程度与影响效果。所以，考特尼认为在这场大概造成将近200万人丧生（数据仍有争议）的灾害的内在致灾机制中，还包括复杂的人类社会响应。如政局的动态变化对于灾害救济的影响，难民收容所中的传染病流行带来的更大规模人口死亡等原因，也需要给予特别的重视和关注。这种全局性的理性思考，跳出了简单的直线逻辑关系，去解释复杂的灾害发生过程及影响程度。

《龙王之怒》还十分敏锐地关注到了灾害背景下的人与动物关系，这似乎在无意中暗合了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的动物史研究，但我们不能说作者是在有意介入动物史的叙述模式。相反，作者介入动物视角，正是构建其“致灾机制”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任何刻意为之。灾害背景下的人与动物关系所呈现出的矛盾冲突更为聚焦，涉及人所饲养的家畜，包括牛、马这样的大型役用动物，乃至鸡鸭等食用家禽，也包括依赖河流、湿地生存的野生动物，如鱼、水鸟等。这些动物在长期与人类互动过程中，成为人类维系生命延续的重要资源。但动物也并非只是资源，人与动物互动中也掺杂着人对动物的情感沉淀，精英对马匹高出对受灾同胞的同情，农民对耕牛的依恋与不舍，甚至洪流中一些人还在抢救洪水中的猫狗，都呈现出人与动物关系的复杂性。

在书中，作者还特别强调对灾害的微观研究，借助当时人的感性记忆与照片等景观呈现，以及灾害中人们对声音的感受等，试图让读者一起进入灾害的感官现场，置身灾害的历史现场之中。这种研究方法在目前的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也是十分细腻的尝试。此外，考特尼先生将1931年的水灾救济放在全球国际关系视野下来考察，帮助我们了解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在灾害期间做出的各种尝试与努力，及运行的内在逻辑。另外，作者还将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与中国水灾救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呈现得十分清晰，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1931年的水灾救济完全是一个国际协作工作，这种工作有多重内在原因与复杂背景。而作者对这一背景的呈现，不只是将其当作舞台式的布景，而是深入分析这种国际背景与当时水灾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剖析性呈现，的确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国内外形势，从而更真切地理解历史与共情。考特尼先生除对1931年水灾进行系统梳理研究，也关注了1954年的长江水灾，进行对比讨论，还对中国水利工程推进中的环境隐患提出忧虑与担心。总之，本书为我们了解1931年及此后长江水灾历史，提供了细致的史实与启发性的思考。

作者十分重视记录灾害感知的材料，并强调呈现灾感对灾害史研究的重要性。对此本人有切身感受，也十分认同，并借此机会将我本人曾在田野过程中所采集到的一些灾害感知呈现给更多的人。2019年年初，我带学生在云南开展灾害田野调查，在德宏盈江县，对当地县志中记载的、发生在1969年8月1日凌晨2点南永村的一次重大泥石流灾害事件产生兴趣。此次灾害造成近百人死亡。县志中关于此次灾害记载的信息十分简短，只用几百字将灾害的发生时间、地点、伤亡人数，以及救灾情况进行了勾勒。而灾害的细节问题，特别是受灾过程中的个体感受与经历，没有被呈现。虽然距离灾害发生的时间已过去了50年，但经历此次灾害的幸存者很多都还健在，出于想把这些幸存者的灾害经历记录下来，并为在灾害事件中逝去的人们留下一些只言片语的简单想法，我们进入到灾害历史现场，开展系统的田野调查。

刚进村，我们就被那场泥石流灾害的规模所震撼，村子上方矗立的四五块巨石（目测石头高度4-5米，直径7-8米）还在提醒人们那次灾害的惨烈程度。如今，村民还主要在原先泥石流堆积层上开展农业生产，灾害发生前当地可以种植水稻的农田，灾害后由于厚厚的泥沙堆积，现今只能种马铃薯和甘蔗。经历此次灾害的很多幸存者普遍已年过古稀，虽已过半个世纪，但老人们听说有人想了解那段历史，特别是当知道他们的经历可以被记录下来，并进入“书本”时，都迫切想要倾诉。在访谈中，叙述灾害过程时，访谈老人的讲述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老人对灾害历史的口述表现得更“冷静”，像是在诉说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而女性老人更为“感性”，讲述过程中多位还忍不住落泪，动情时甚至哽咽哭泣，讲述的细节也更为细腻。通过老人们的叙述，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复盘”泥石流灾害的发生过程：首先进入村子的是清水，清水灌入屋内，冲走了村民家中物件，一些村民说开始时人们还在清水里收抢东西；很快，村子里就涌入了大量的泥沙，速度极快，很多村民都来不及反应就被泥沙掩盖了，房屋大量倒塌；各种石头、树根等硬物继泥沙而来，许多村民在此过程中遇难。在幸存下来的村民中，不少人讲述了他们被从泥沙中拉出时的感受，包括泥沙掩盖在脸上、灌入口鼻时的压迫感。灾害过后，当天刚微微亮，本地救援即迅速被组织起来。一些幸存者描述，由于被救之前浸泡在泥水中，早晨才发现自己腿上吸满了蚂蟥，蚂蟥又粗又大，贪婪地吸食着人的血液。

在这种沉浸式的灾害访谈中，幸存者所传达的综合性、有画面感的灾害“历史现场”，犹如电影画面一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灾感描述，能很快将外来者拉入历史画面中。长期以来，这种性质的灾害史料在灾害史研究中却是缺位的。我们通过与幸存者访谈的形式接触灾害历史，与考特尼先生采用底层民众在水灾过程中的感官史料的灾害史研究路径，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希望中国灾害史研究能更多关注和挖掘关于灾害现场感知的史料，并取得更细致的研究成果。

（注：本文经作者增补修订，与已出版的《龙王之怒》的“译后记”内容略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