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沈从文为主要批注者的丝绣研究专著《沈从文批注〈丝绣笔记〉》，近日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共同出版。该书的底本是由中国著名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朱启钤于1930年出版的《丝绣笔记》，上有沈从文批注、刘观民手迹、王㐨关于此书流转的简单记事及批注等。全书采用线装，一函三册，前两册为批注影印本，最后一册为刘观民等对批注的整理本。《沈从文批注〈丝绣笔记〉》一书并非长篇巨著，但皆为中国丝绣技艺之高端门类，是中国丝绣史的精华，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传承价值较高。
中国古代丝织史研究的赓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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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中国的养蚕缫丝技艺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新的基础，随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各类工艺巧妙、色彩斑斓的丝织物，又为人类生活向着更高文明层次的进步开拓了空间。用文字记录社会生活历史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朱启钤著《丝绣笔记》是历代众多记载和研究传统丝织工艺历史的著作之一。
中国桑蚕丝织史从原始社会开始，经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直到近现代，有着长达6000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桑蚕养殖、缫丝、织丝、印染等技术方面，还是品种数量、工艺创新等领域，都不断在变化和进步。早期以纱、绢等简单平纹组织结构丝织物为主，在历史进程中陆续出现了绫、绸、绉、绮、罗、纨、缟、绨、缎、缂丝等组织变化复杂的高级丝织制品，丝织产地广泛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陕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地。自战国到清代，丝织产业一直是古代中国多数朝代的主要经济产业之一。与之相关的文献记载也相继产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周人所作《考工记》、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宋代秦观撰《蚕书》、元代费著撰《蜀锦谱》、元代官署司农司编《农桑辑要》、明代徐光启撰《农政全书》、明代宋应星撰《天工开物》、清代任大椿撰《释缯》、清代卫杰撰《桑蚕萃编》等。
《丝绣笔记》是朱启钤对上述历代丝织史记载和研究著作的延续。该书首先建立在朱氏个人大量丝织品收藏的基础上，他因个人志趣收藏了一批宋代至清代的缂丝、刺绣，考源流、详名状，编录为《存素堂丝绣录》——这批丝绣后因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影刻宋版《营造法式》等缘由忍痛割爱售予张学良，归诸奉天博物馆；日本侵占东北后印为《纂组英华》，成为名扬天下的文物。《丝绣笔记》的研究还建立在清宫藏书画丝绣文物的基础上，朱启钤在编纂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等的前提下，著成了《清内府藏缂丝绣线书画录》。以上述两书所载丝绣文物为基础，参照历代文献记载，对所涉丝织品进行历史溯源、出产地区、相关制度、生产技术、工艺比较等方面的研究，而后形成了《丝绣笔记》一书。全书分为“纪闻”“辨物”两卷，分别对锦绫、织成、缂丝、刺绣等丝织物和工艺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作为中国服饰史研究大家，沈从文对《丝绣笔记》的批注，是对该著作内容进行的再研究，属于中国古代丝织史研究文献的赓续。1952年左右，刘观民在修沈从文的工艺美术课时，将沈从文关于丝绣研究的有关注释抄录到自己所存的两卷《丝绣笔记》上。后来，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工作的刘观民，得知同事王㐨作为助手协助沈从文从事中国服饰史研究，便托王㐨将书专呈沈从文。王㐨后来将该书批注后的转交过程做了简单记录：“此本为考古所刘观民之书，10余年前托我专呈沈从文先生为注数语以做纪念。去年偶于先生居室过道书架上得之，见天地头已注满文字，先生之于事认真如在眼前……”此时沈从文已去世，王㐨于是将这两册书还给了刘观民。从批注内容和沈从文身体状况分析，沈从文对该书的批注，最晚应该是在他1983年生病住院之前完成的，这个时间之后，沈从文便失去了笔书的能力。之后，学界又陆续出版一些丝织史类研究专著，如张保丰著《中国丝绸史稿》（科学出版社，1989年9月）一书，也是一部内容比较全面阐述中国丝织史类的专著。书中参考了朱启钤《丝绣笔记》内容，但其文献与文物研究深度和广度都逊于《丝绣笔记》，当然也就更不及《沈从文批注〈丝绣笔记〉》。
绫锦、织成、缂丝与刺绣的内在共性
《沈从文批注〈丝绣笔记〉》
《丝绣笔记》以及后来《沈从文批注〈丝绣笔记〉》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的体例创新方面。
从较早的《考工记》和后世《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记有纺织内容的文献来看，其所记录的内容多以麻、桑蚕、练帛、棉等综合类织品基础织染全过程为主，而《蚕书》和《蜀锦谱》虽已经将丝织为单独研究对象著述，有了一定的创新，但它们均为地区丝织研究，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普遍性。中国古代第一部全面研究丝织品的专著是清任大椿撰《释缯》，该书记述并考证了锦、缎、绮、绫等的起源、发展、变化以及相互关系，涉及数十种各类丝织物。该书对总结、研究中国古代丝织品的种类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纺织史上的创新之作。朱启钤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丝织品基础上，着力寻找各类丝织物的异同，将部分特性表征相类似的丝织品与刺绣相结合，撰为《丝绣笔记》。这种研究体例也是一种学术研究门类的创新。
《沈从文批注〈丝绣笔记〉》内页
朱启钤《丝绣笔记》选择“锦绫”“织成”“缂丝”“刺绣”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的创新体例并非作者的随意之举，而是有其内在的关系。经研究发现，在中国古代丝织物中，采用平纹组织结构提花的产品主要有3种，即锦、织成、缂丝。平纹组织结构提花是这3种丝织物的第一个共同特征。三者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3种织物均为彩色织物，按照中国古代“采”的概念，应当具有青、赤、黄、白、黑五种色彩或集其他五种色彩于一体。第三，锦、织成、缂丝3种织物在外观上也是相似的，皆为彩色或有各种美丽图案。不过，锦、织成、缂丝也是有所区别的。锦和织成与缂丝的最大区别就是缂丝采用的是“通经断纬”织法，而织成则是在锦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产品，缂丝又是织成的进一步发展，但织成具体结构、与缂丝的关系“是一是二，尚待论定”（《丝绣笔记》卷下语），目前学界还没有权威的认定。至于刺绣，朱启钤引用明代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的观点“宋刻花鸟山水，亦如宋绣，有极工巧者”，着重表明刺绣与缂丝的艺术表现性同样很高。故此，朱氏选择将锦、织成、缂丝、刺绣4类或在组织结构、或在艺术表现等方面具有一定共性的丝织品，组合在一起进行重点研究。
三代人的学术研究变化和发展脉络
《沈从文批注〈丝绣笔记〉》的学术传承价值也非常突出。《丝绣笔记》原作者朱启钤生于1872年，主要批注者沈从文生于1902年，另外两位，刘观民生于1931年、王㐨生于1930年，4个人恰好处在3个年龄段，每段大约相隔30年。4人的出身、职业、成长环境、社会环境等，也造成了他们之间相同或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看法，在《沈从文批注〈丝绣笔记〉》一书中非常直观地体现出来，反映了3个时间段、3代人学术研究的变化和发展脉络。
朱启钤从小受家庭熏陶，对织绣内容有切身的体会，加之其后来的官员身份和优越的经济条件，可以收藏自己所需要的研究文物进行研究。不过，朱氏研究所处时间为民国初期，当时的考古成果十分有限，主要利用传世文物对照文献进行研究，在缺少更早期考古成果支持的情况下，遇到织绣研究的早期问题，只能仍采用传统的文献间的一重证据进行比较研究，以此得出的学术结论不可避免会有问题。如朱氏通过文献记载认为“锦始于尧时”“绣始于舜”的学术观点，遭到沈从文的批驳。
沈从文虽然从小没有丝绣氛围的熏陶，但很早就能接触到各种丝织类文物，再加上他本人不畏艰苦的勤奋与敬业精神，更重要的还有，沈从文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考古事业大发展的初期高潮，大量早、中期文物相继出土，这些因素对他的研究都起到重要作用。携此优势，沈从文以他惯用的文献结合出土文物的“二重证据法”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对朱氏研究观点和结论得出的批注意见，当然也会更客观、更具说服力。
刘观民和王㐨都是考古学家，他们的研究背景更多源于考古实践。长期从事考古发掘工作，为刘观民和王㐨的丝织研究认知提供了更多实际比较和研究的便利，他们能从大量的出土丝织物中对照历史文献，补充历史记载和朱启钤、沈从文研究认知的不足。如《丝绣笔记》下卷所列蜀十样锦之一的“长安竹”，一般人难以理解其图案内容，朱、沈均未作说明，而王㐨根据定陵出土丝织实物注为“山西潞绸也”。
（赵连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川渤系朗姿公司北京化工大学博士后。文中图片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提供，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报》2023年4月4日8版）